公民的这种特殊身份，是部落向城邦演进过程中部落成员保留下来的一项“历史权利”。在城邦形成之前，部落成员间的血缘纽带被视为神圣的，血缘部落与外人之间的界限非常严格。同一血缘集团的人自视为一个“自然”的整体。这种“自然”的整体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又被其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所加强。部落有自己崇奉的神，有自己的神坛、圣火和祭司。其神垣只有本部落的人才能进入，其公餐（神餐）和佳节也只有他们才能参加。部落的神绝对排斥外人，在这方面，有严格的禁忌。神不接受外人的祭享，甚至外人窥见祭仪亦为不祥。⑵这一切都在部落成员与外人之间形成了坚深的界限，也无形中使部落成员产生与部落一体化的感觉。

    城邦的共和政治起源于血缘关系，是具有共同祖先的原始家族和部落的联合。由部落演变为城邦，部落成员成为城邦公民，而城邦的宗教仍然是排外的。人们仍然以部落时代血缘和宗教共同体的观念来看待城邦，部落时代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关系仍然影响着公民的观念。正如法律史专家梅因所说：“在早期的共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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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在斯巴达，全体公民属于同一祖先的后代这种观念，在城邦形成后的数百年当中仍是真实的。整个公民集团都属于征服者部落的成员。在数百年中，极少有外邦人得到斯巴达的公民权。斯巴达人的生活中也沿续着许多部落生活的习惯，如公社集体所有制、公民内部的平等、公餐制等。与雅典类型的城邦相比，斯巴达实现了更高度的统一，应该与此有关。柏拉图曾虚构了一个“神话”，说城邦的人本为一土所生，互为兄弟姐妹，恐怕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他企图将全城邦变为一个大家庭，每个公民完全融合于城邦整体之中，消除“你的”和“我的”之分的理想，⑷也应该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所以，希腊人的公民观念与近代公民观念有很大不同。西方近代公民观念源于社会契约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是平等独立的个人的集合，公民权是受法律保障的个人权利。然而希腊公民是“属于城邦的人”，他们也就没有与城邦分离的意识和要求。在他们的心目中，“公民资格不是拥有什么，而是分享什么。这很像是处于一个家庭成员的地位”。⑸在西方，权利概念形成于罗马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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