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安装、维修义务，若因被告安装、维修不当对原告造成伤害时应给予赔偿，原告的义务仅在于按操作规程合理使用热水器并防止发生损害时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基于对被告作为销售者向消费者会提供优质服务的信任，原告对被告派出的维修人员也给予充分的信任，致使当魏某因维修事宜进入原告家中，原告之妻根本无法防范。

    综上分析，魏某利用执行职务之便，故意致害他人，从而达到个人不法目的，虽然其内在动机是非法侵占他人财物，但其行为与执行职务有密切的联系，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本案裁判的法理依据及意义

    本案判决是在我国《民法通则》及相关法律对此问题未规定，参照现代民法的基本原理作出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所有制基本上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公民个人没有或基本没有私人财产（生活必需品除外），主要的经济活动由国有、集体单位和企业进行，由于法律对不同主体的法律地位及职责权限规定不同（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各有不同的法律调整），导致它们不可能是真正平等的民事主体，且活动大都是由国家计划调节，公民个人的经济生活只限于购买生活必需品。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参与市场形式的复杂化，《民法通则》的很多规定便已显得过时，致使在经济条件下发生的很多民事活动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在我国，判例不是法律的渊源，法官不具有“造法”的功能，成文法的传统决定了法官只能机械地适用法律，法官是执行一个重要而基本上非创造只能的文官，而不象判例法传统里的法官，不仅仅是一个裁断纠纷的专家，而且还是一个创造和发展法律规范的人。诚然，成文法传统与判例法传统各有优点，笔者无意厚此薄彼，但成文法不可能包括变幻莫测的社会生活的全部现象，从而决定了法律漏洞的存在并给法官适用法律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这必将使法官陷入两难境地。运用现代民法基本原理，是法官明智的选择。

    对于雇主与雇工之间民事责任的承担，总的精神均是雇主对雇工执行职务的行为负替代赔偿责任。由于西方各国的雇佣关系的发展历史较长且有法律或判例之规定，对雇工提出很严格的要求以规范雇工的行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二十多来，在经济领域和社会的其他方面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雇佣劳动形式。个体户的帮工、私营企业的雇工等等丰富了我国的劳动用工制度，同时也给我国的民法理论研究和民事审判实践带来了新的课题。本案法官对此类纠纷根据法理作出判决以规范此种行为并希望立法机关在今后的立法时确立和完善雇佣替代赔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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